沈西苓是中国影坛著名的先行者，身兼编剧、导演、布景师等多重角色。他的《十字街头》《女性的呐喊等皆为影史佳作。沈西苓自 1931 年正式投身电影事业，直至 1940 年病逝，短暂的十年艺术生命，却留下了独具艺术思考和审美风调的优秀作品。
沈西苓作品见证并参与了 20 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民族意识的觉醒、现实主义的兴盛以及有声电影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复杂场域中，他跳脱出二元对立的绝对立场，率先追寻艺术、技术和思想上的“先锋”品格，亲历 30 年代中国电影的黄金年代，在多元阵地中圈出未来电影的发展方向。
沈西苓的早期经历
“怪物”是沈西苓朋友起的爱称、别号。欧阳予倩在《追念西苓沈先生》文章中回忆说在上海的时候，朋友叫他怪物，这是一种亲热的称呼”。1936 年文章《沈西苓之怪》对沈西苓的怪物称呼做出解释：沈西苓在影界中行径怪诞，出人意料，固有怪物称号。
沈西苓三岁那年，医生预防水痘误诊，发炎感染成了天花，导致左眼失明。一般而言，器官劣势引发的不仅是生理层面的缺陷，更多是心理层面的障碍，例如一种疏离集体的精神障碍。随着年龄的增长沈西苓的这种特性也渐发明显。
入学时，沈西苓就读于东街遗爱学堂。 沈西苓早年学习是否刻苦我们暂且不论，但沈西苓在幼时就迷上了绘画是我们可以确定的，由此可见，沈西苓艺术的感触是早早地就显现出来了。
1913 年，沈家家道中落，沈赞新为维持家庭生计，随友人一同前往杭州。在杭州丝织厂纬成公司任会计一职。父亲沈赞新担任会计时，常常与沈西苓讲述工人的生活事迹，这潜移默化地让沈西苓对工人阶级有了别样的感情，成了日后沈西苓创作的灵感来源。
安定后，沈赞新设想沈西苓成为工业人才，既可干实事又可报效祖国。但工业并不吸引酷爱美术的沈西苓，他仍对绘画、文学、外语等事物充满幻想。沈西苓不顾父亲反对，决心出国。这行为与一贯听话腼腆的沈西苓形成“奇怪”反差，可能是艺术给予了沈西苓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强大。
1923 年，沈西苓前往日本，在日本屋檐下沉淀学识，立志文艺救国。
1929 年，沈西苓怀揣艺术运动的愿望回国。先后在中华艺术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师职务。沈西苓在业余时间用沈叶沉、沈一沉、叶沉等笔名公开发表影剧评论、影视相关译文，初显对影视作品的兴趣。不久加入郭沫若等文人组织的创造社，开始融入国内的文艺圈。沈西苓国内的戏剧启蒙得溯回至上海艺术剧社，这正是沈西苓由美术走向戏剧的转折点。
1929 年 11 月，沈西苓与郑伯奇、冯乃超、阿英（钱杏邙）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前往工人区演剧的剧社移动剧队——上海艺术剧社，邀请夏衍担任党负责人，郑伯奇任社长，剧社口号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剧社宗旨是扩大戏剧影响力和培育戏剧工作者，使观者重燃对戏剧的喜爱之心。
民国时期的电影创作人员，大多都有着戏剧活动的经验。正如费穆所言戏剧活动“帮助了电影发展”。沈西苓在戏剧上积累的统筹导演与剧作编制等宝贵经验，为他电影编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包括分镜头的脚本设置、简约的故事梗概、浪漫的风格倾向、现实的精神品质等等。
沈西苓电影创作探索期
1931-1936 年是沈西苓电影创作探索期。1933 年，沈西苓正式担任导演，预备拍摄新电影，这部影片是根据夏衍所提供的包身工资料，又结合自身经历加以改编最终完成的《女性的呐喊》。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由于影片主题与天一影片公司作风向左，双方多次协调无果后，沈西苓愤然辞职而去。沈西苓的离开，鼓动了汤晓丹、司徒慧敏、许幸之等进步青年。因此，沈西苓被影评人评价为戏剧人进入影坛的“大开关”，沈西苓的加入带领了司徒慧敏、王莹、汤晓丹等进入影坛，沈西苓的离开也带动了他们离开“天一”。
天一出走后，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疼惜沈西苓的才能，邀请他加入，于是他携演员王莹来到明星影片公司，完成《女性的呐喊》摄制。但由于经验不足，影片失败，被评为“丙”类影片，且“实在不大高明”。
同年，沈西苓导演《上海二十四小时》，然而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观看后勒令整改，拒绝上映。上映后的剪辑版几乎面目全非，被赋予极低的评价。
两次失败让沈西苓更加拼搏，他更努力地学习电影知识，翻译《有声电影导演与脚本论》与《电影艺术与蒙太奇》等著作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观摩优秀电影范本。
1934 年，明星影片公司预备制作有声集锦片《女儿经》，由张石川、郑正秋、李萍倩、沈西苓等8个导演，导演八个不同类型女性的故事，沈西苓摄制播音员夏芸的悲惨人生。为了让夏芸的故事更真实，沈西苓在开拍之前深入广播公司进行访查，以求更真实的展示夏芸的状态。
1935 年，沈西苓独立编导影片《乡愁》，对于《乡愁》，沈西苓尽心尽力，终日埋头剪接，最终在“新光”开映，这是打开沈西苓“新感觉”银色世界的钥匙。影片第一场结束后，女学生们探听得那个穿藏青西装的是沈西苓，便急急将他包围起来，要求他签名，但西苓红着脸从人群中逃了出去。
随后沈西苓又拍《船家女》。这几部作品让他入选了明星影片公司重要演职人员名单。正值事业春天之时，沈西苓毅然离开电影界，沉浸心态，寻找新剧本。
1936 年，沈西苓退出明星影片公司，前往广西桂林良丰师范专科学校，讲授戏剧概论课程，指导校剧社排演《钦差大臣》等戏剧。与凌鹤合作出版理论杂志《电影浅说》宣传电影知识，科普电影原理，并撰稿《戏剧与电影》。不久，各媒体得知《船家女》成功获奖，电影公司又争相聘请沈西苓。
沈西苓电影创作成熟期
1937-1940 年是沈西苓电影创作的成熟期。回到“明星”二厂后的沈西苓着手导演新片《十字街头》，这部影片是沈西苓电影序列里的最高成就，也是沈西苓电影创作阶段的转折点。
影片被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誉为“一部值得推荐的国语佳片”，成本年中外片卖座之最高纪录，舆论誉为国片中一切方面均达到最成功的作品”。《十字街头》标志着沈西苓电影风格的成熟。
沈西苓摄制完成《十字街头》后，受好友蔡楚生一力拉拢，折转加入后来者居上的联华影片公司，预备拍摄文学巨匠鲁迅的《阿Q 正传》，但最终因各演员都不符合剧本需求放弃，转而将曹禺的《日出》改编为影像脚本，并预备开拍。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家危难让爱国青年明白自己的责任。沈西苓与蔡书生、金山、欧阳予倩等人组织“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紧急编排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并在上海蓬莱大戏院上演，电影《日出》也渐渐被搁置。
8月13 日，上海八一三事变，沈西苓赴前线拍摄战时新闻片。
1937 年抗战爆发后，沈西苓暂时离开电影界，与妻子前往香港结婚。不久又南下预备新戏复出。1939 年，沈西苓在中央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华儿女》，成为他的绝世之作。
沈西苓从影 9 年，折转天一、明星、联华、中电、中制 5 家大型影片公司，拍摄影片 8 部，年限虽短，成就颇丰。他常感叹自己已经三十多岁，只想更多看些好的参考资料，多拍几部戏，多写几个剧本，社会太需要我们更加倍的努力，但自己的工作速率还够不上社会的要求。这样优秀的导演值得我们探究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