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离上映已经过去两周了，相对于今年相对疲乏的暑期档，《1921》的票房表现不可谓不亮眼，就主旋律本身赋予电影的影响力来说，《1921》取得了一部主旋律大片应有的票房预期。

截止今日《1921》的票房为4.2亿，对比同期上映《革命者》的高口碑效应。在票房迅速累计的背景下，电影并没有取得与票房相匹配的口碑。

就电影本身的特质来看，《1921》并不是一部浅显易懂的教学片，部分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坦言，内容实在过于生涩。

更有人评价电影《1921》故事混乱等等，类似感受也在左右着观影消费取向。到底《1921》品质如何，真如部分人所说的那样吗？我们可以逐步进行分析。

蒙太奇叙事策略

习惯了单线叙事的观众，对于电影叙事本身的理解倾向于单向思维。这也阻碍了他们对于电影叙事本身的思考。

即便诸多影视剧在增添倒叙甚至插叙的时候，多少也会以不同的色调加以区分，这也成为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常态化影像表达。

可是到了《1921》之中，多线叙事成为了常态。《1921》的多线叙事是建立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下，这导致了电影本身的跳跃性和分散性。

这样的跳跃性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城市化进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发展，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性也首先生发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加上思想传播的流动样态决定了火种落地的多地域分布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分散性和年轻化更促使了思潮向固定的大城市区域集中。

但上海并非唯一的共产主义思潮诞生地，北京的前后呼应以及国外城市留学生华侨的号召，给了电影更多蒙太奇叙事的历史动因。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的叙事策略，便能发现其深刻的合理性。此外，《1921》的多线叙事符合了新思潮极速流动性的特点。

毕竟在当年共产主义的传播和受众是年轻人，多元叙事的辅助下，星星之火燎原的感觉凶猛态势随着电影的高超剪辑一起，完成了电影的情绪渲染。

人物群像和集体话语

集体话语的产生并非郑大圣和黄建新两位导演刻意为之，它是《1921》自然生长的产物。正是在蒙太奇剪辑的基础上，电影形成了人物的群像式的复杂呈现。

此外，《1921》以城市为主题的叙事特征进一步强化了群像的必要性。在上海的弄堂场景调度上，进一步烘托了理想主义本身逼仄的生存空间。

在小巷内一次次冒生命危险开设的会议、一次次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在补足了电影群像表达的必要性之余，进一步尊重了当时历史应有紧迫感和压抑感。

此外，阻碍理想力量的过于强大，进一步加速了群像特征的凸显。为了保证双方力量于影像上的平衡，面对反派势力的强大和冷酷，对他们抗衡必然贯穿于群像的显现中。

一方面，这证实了群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革命本身对于群像的依赖性。

革命永远不是单打独斗和个人英雄主义，群像的力量促成了“一大”的召开和伟大使命的完成，这一切是依靠群体的最直观呈现。

此外，在群像表达的背后更与工人运动、群众理想寄托形成了精神上的联结。毕竟群像的背后是当时全体中国人对于国家未来的期盼、对于民主的期盼。

李达、毛润之、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是具备家国责任感的，包括事业本身和无产阶级的天然粘性，构成了《1921》后半段的叙事动力。

高尚情怀也融入在具体的细节中，尤其欧豪为代表的工人领袖号召工人罢工时，共产主义的理想特质不自觉深入到了影像内部，成为了群像意念的重要精神补充。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

这段历史是属于苦难、是属于年轻人的。在混沌年代下，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自立自强，除了要摆脱本土的现实苦难之外，击垮现实的崇高理想也成为了当时年轻人的重要指引。

庆幸的是，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也给了革命先辈们实现梦想，提供了思想上的驱动力。理想主义促成了《1921》在影像上的浪漫化表达。

在电影中，象征手法凸显了时局的恐怖；毕竟现实的压迫之于共产党人的阴影无处不在，《1921》赋予了双方影像节奏上的紧张感。

尤其在上海的都市环境内，租界地域上的阻隔、巡捕房阶层之间的对立以及白色恐怖的施压，构成了共产主义火种扩散的现实困境。

电影细节中，先辈面临的不仅是具象的敌对势力，由反对派构成了压抑环境更传导在电影的各个层面，而音乐和影像的渲染，无疑加剧了都市环境本身之于年轻人信仰的驱赶。

特务的隐秘行动更如城市统治者法则的代言人，他们代表着都市中扼杀梦想的幽灵，对于理想的压迫感，在电影中形成了象征和符号表达。

而共产主义在上海举步维艰的背后，结尾处则预示着其中国未来道路的应有规矩和法则，《1921》以浪漫主义的情绪技巧完成了对现有困境的升华。

就电影语言上来说，个人意念的彰显，最终要摆脱现实逻辑的。尤其毛润之奔跑于租界，在十里洋场的繁华背后，则是影像对于外部未来更广阔的期许。

此外，就个体层面来说，浪漫主义构成了群向典型自我表达的情感动力，关于人物塑造个体和群体的顺畅衔接和转化途径中，如此纯熟的技巧在国内电影中并不多见。

期间，《1921》塑造了李达、陈独秀和何叔衡三个典型。先驱李达先生在内外交加的困局中举步维艰下，屋顶和爱人流泪低吟国际歌，以表对信仰的忠诚。

湖南共产主义火焰点燃之时，何叔衡先生则以身殉道，完成了对自我理想的遵从。而陈独秀先生则在中国南方身体力行，亲自拜会孙中山，让理想实现了操作层面的落地。

共产主义与当时的边缘群体有天然的贯通性；随着一系列运动的展开，女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少数派的自我表达，构成了画面之后的历史意义。

《1921》拥有蒙太奇之外的情感渲染力，随着浪漫主义铺开得到了历史性的贯通。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最终借助个体和群体的互动实现了融合，并促成了《1921》影像情感的最终逻辑。

毕竟电影是用来描述梦境的。在个体生命受挫的背后，《1921》赋予了我们高于现实的情感升腾。

《1921》保证了影像的艺术性，且勾连起百年前人物的情感深度，在观众共鸣基础上实现了电影人物情感的逻辑自洽。

我们称其为今年完成度最高的主旋律电影都不为过。在肯定《1921》的用心之外，更应该看到主创团队对于理想主义的虔诚。

正是先辈们为了信仰牺牲的背后，我们才能见证中国当下的美好和丰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