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顶流偶像吴亦凡
伴随着全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就“查吴此人”的落实，以及“三家协会”（影协、音协、视协）的发声，“吴亦凡事件”正式进入“后抄检”时期。要知道现在竟然还有“死忠粉”直言“相信吴亦凡是清白的”，并且类似的言论势头还很生猛。
对此有必要强调的是，“吴亦凡被刑拘”前，粉丝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偶像犯案，这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吴亦凡被刑拘”的通报发出后，粉丝依然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偶像犯案，只能说“死忠粉”的脑子已被“娱乐崇拜”搞坏。
我们都很清楚，偶像是当今娱乐文化的一部分，社会需要娱乐来分散个体的无意义等痛苦事实的注意力，说到底就是偶像在填补空虚，进而造就娱乐崇拜的幻象，同时也导致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盛行。从根本上讲，娱乐崇拜是在掩饰文化的浮躁。
当然偶像文化也是一种人造的令人痴迷的文化，因为它所产生的激情源于舞台式的真实，而不是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为偶像和粉丝“面对面”互动的场合实在太少，就以舞台、屏幕、音频节目和印刷文化来讲，每一种都以偶像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为先决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偶像文化本就是一种“势不可当”的表面关系文化。普遍来讲，偶像通常会发展如戈夫曼所说的“介入盾牌”，把真实的自我隐藏在公众面孔后面，当他（她）们参加以偶像名义举办的公众活动时，这些盾牌就会被举起，这使得偶像和粉丝只能发生零散的“间距性互动”。
就此而言，粉丝也只能看到偶像完美的那面，至于偶像卸下公众面孔后的样子，他（她）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只要偶像的人设不崩塌）。只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怎可能存在没有缺点的人呢？而这也正是畸形粉丝文化中最需要被戳破的关键问题。
然而“到底是谁造就偶像”这一问题，迄今没有明确的答案，笼统的讲偶像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他（她）们对公众的影响是深刻而迅速的。事实上偶像无不受到所谓“吸引链”的微妙调节作用，没有一个偶像不是在文化中介的帮助下成名的。
在这个问题上，当下的舆论共识是很明确的。过去的娱乐偶像，就算也存在文化中介的帮助和塑造，但是总还是要拿作品说话的，而现在的娱乐偶像，在很多时候，哪怕没有很好的作品，只要“长得好看”，有话题推动，好像就可以赢得流量。
总体上来讲，偶像的塑造很快，当然这也导致偶像的更迭更快，因为对于“长得好看”的消费，受众总是很快就会失去兴趣。当然最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中介要持续变现，所以人设产品就会不停的更迭，在这个意义上，“吴亦凡”所承载的公众面孔是绝对价值，而对于承载“吴亦凡”人设的具体肉身，就会陷入真空状态。
另外年轻人热衷追随娱乐，并将娱乐偶像较为积极的一面奉为生活圭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是将“积极追随”异化为“娱乐崇拜”，也就是那种不分是非的“死忠”，这就该值得警惕。
因为在不良粉丝文化图景中，有很多人被蛊惑成废人，也就是以荒废学业、事业为代价去追逐自己的偶像，直到自己的生活彻底陷入困境，才猛然发现偶像只是幻象，毕竟真要是自己活不下去，偶像才不会伤心。
当然这还不算最惨烈的事，那些因崇拜偶像而被侵犯的粉丝，可能更为让人感到可怜。因为在粉丝和偶像之间，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序良俗进行约束，那么偶像光环很容易成为偶像侵扰粉丝的核心推动力。
与此同时，在看待“死忠粉”的问题上，即便要给予严厉的批评，也还是不要陷入“人身攻击”，认为“死忠粉”就彻底没救。毕竟就“死忠粉”而言，他（她）们中大多人都是未经世事的年轻人，这种时候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周遭亲友，都要在矫正认知的同时，给予足够的宽容。
只有如此，被误导的“死忠粉”才能有机会重新走向健康的精神生活轨道，让自己所追随的，所热爱的，所相信的使自己变得更好。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也让“死忠粉”清楚地知道，在表面关系文化下，粉丝和偶像最根本的关系还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并且这种关系使偶像和粉丝双方都深陷其中。
偶像方面，巨大的声望和关注会带来显著的“广告效应”，从而实现“名利变现”；粉丝方面，高频的消费和关注会带来自我的“空虚膨胀”，从而走向“死忠心态”。可实际上，无论是偶像，还是粉丝，都只不过是文化中介预设的角色而已，真要是太过当回事，就意味着“自我的失控”，而“吴亦凡事件”恰好诠释到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