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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夏天，香港警匪动作片名导陈木胜因鼻咽癌猝然离世。
一年后的今天，他这部未能亲自完成后期的遗作《怒火·重案》上映。
怀念和感慨，唏嘘与敬佩，如同这部片子本身，带来了又一次对港片江湖五味杂陈的追忆。
陈木胜，香港知名动作片导演，代表作《天若有情》《宝贝计划》《新警察故事》等。
十七年前，陈木胜执导的《新警察故事》里，成龙饰演的正义老警察陈国荣，深陷带队失败，警察同事全灭的懊悔与痛苦。
香港警匪片里那个永远笑嘻嘻、打不死的正直警探，在跟吴彦祖等人饰演的新一代激进分子的比拼失败后，陷入“我是否还能做一个好警察”的自我怀疑。
十七年后，比起还能在香港警队收获支持与后辈力挺的成龙，《怒火·重案》里的模范警察“邦主”（甄子丹饰）所面对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且具有系统性。
《怒火·重案》海报
小到跨区执法得罪属地长官被教训“不会做人”，大到承受警队同仁被匪徒虐杀的悲痛，人到中年的甄子丹从职场到“抓贼现场”，没有一件事顺利。
下级玩命抓贼，上头风光揽功。正直的品性与过硬的探案能力反而让他陷入职场和命运的双重危机。而这就是好警察的现实吗？
这是陈木胜在遗作《怒火·重案》里抛出的问题。
这部由甄子丹、谢霆锋、秦岚领衔主演的《怒火·重案》，所讲述的故事依然从警队内部矛盾铺展开来。
重案组督察张崇邦（甄子丹饰）目睹同仁被虐杀的惨剧，通过深入追查发现，悍匪首领竟是昔日兄弟邱刚敖（谢霆锋饰）。敖与邦主之间也有一段往事。原来，敖曾是警队明日之星，但在追查富豪绑架案时，因上级施压，他滥用私刑失手杀了犯人。
在兄弟与原则之间，证人邦主在法庭选择了后者，敖也从明日之星沦为阶下囚。出狱后的敖怀着不甘的怒火，决意与“好警察”邦主做一个了断……
如剧情所示，全片最大的看点也在于实力旗鼓相当、但价值观相异的两位警队菁英——甄子丹与谢霆锋的双雄激战。
最为直观的，是影片献上了相当高水平的动作戏。
与一些由大爆炸、疯狂追车、无脑乱打……没有灵魂的”行活儿”大场面堆砌而成的好莱坞、香港动作大片不同，这部戏，是甄子丹在《杀破狼》《导火线》后，重归实战动作的首部电影。
在《怒火·重案》里，“动作”这件事，不是令人麻木的冰冷武器对对碰，动作戏也不是观众拿来上厕所、回微信的空档段落。
相反，电影综合利用诸多动作形式（从肉身到冷兵器再到现代武器），让动作在诸多经典的港式空间（商场、城寨、教堂）中焕发魅力。
比起爆裂的血浆与大特效，陈木胜更在意在动作场面中加入潮流的元素以制造新鲜感。
不提他引发摩托车狂潮的首作《天若有情》，在《冲锋队之怒火街头》里，阶梯上爆裂的水桶堆就以生活化道具的面孔，提供了不乏美感的新刺激；《新警察故事》中，他更是利用年轻人喜爱的电子游戏、特技自行车、轮滑等时尚元素营造骇人的虐杀场面。
《天若有情》中的摩托车私奔
《新警察故事》里的游戏化虐杀
到了《怒火·重案》，动作类型也跟随情节与空间不断变化。
甄子丹与谢霆锋一开始的动作交锋由相对远距离的追车展开。谢霆锋骑着摩托与驾车的甄子丹对打。车内车外的推拉，速度与方向的冒险，救人与杀人的选择，是两人的拉锯。
到了教堂的最终对决，两人放下现代武器，甩开警棍的甄子丹与抽出蝴蝶刀的谢霆锋开始近身格斗。这一次，庄重的动作、贴身的武器以及它们的“性格”（警棍-阳刚正义；蝴蝶刀-阴柔凶险）都表明，他们亮出的，是立身的底牌；交出的，是自己的命运。
与诸多动作变形式相配合的，是动作场面的变化。
开头，困住重案组警察的废旧商场，如同《新警察故事》里无人援救的虐杀密室。
中段，甄子丹只身闯入鱼龙混杂的城寨。阁楼上下，机枪扫射，同样惊悚的围剿场面，我们在《省港旗兵》里看到过，只不过这一次被困住的，不是悍匪，而是警察。
当甄子丹手无寸铁困于棚户屋，打手不断从门窗涌入的情势下，他当机立断，脱下避弹衣缠在手臂上作为护盾，打出逃生路时，我们更能发现，这招绝不是警匪片里的常规操作，更像从丧尸片里借鉴来的逃生场面设计。
肉身的对抗、速度与血浆的刺激连同空间设计的巧思一起，提升了《怒火·重案》的动作品质。
不过，谢霆锋也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最怕“只有打”的动作片。正如谢霆锋未曾想在中年变身武打明星，《怒火·重案》的野心也不止于动作。
动作，在这里或许可以看做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外化形式；打斗与虐杀指向的，是人心中燃烧的怒火。
回看电影，故事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甄子丹如何一次次力挽狂澜，而在呈现以甄子丹、谢霆锋为代表的两类警察的现实处境，探索背后原因。
如前文所述，谢霆锋饰演的敖，本来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警察，却因上司威逼与自己的一念之差，沦为罪犯。
被上司背叛、被所救之人（霍氏银行董事）轻视的他，同《拆弹专家2》里的刘德华一样，是出现腐化的警察系统与冷血社会“用完即弃”的对象，更是甄子丹所秉持的崇高理念，难以关照到的暗角。
在此，谢霆锋扮演的角色的经历并非命运的悲剧，更像是败坏的环境里，注定滋生的人祸。以至于他临死之前，也要抛出那个问题：假如那晚任务对调，甄子丹的未来是不是也会同他一样？
《怒火·重案》里“悲情”的谢霆锋
《拆弹专家2》里的控诉，在《怒火·重案》里依然适用
谢霆锋在教堂里，祭献般的死亡场面与最后的发问，正好同甄子丹因枪击飞虎队而遭受警察厅聆讯的戏份对应。这场重要的文戏，婉转地回答了谢霆锋最后的问题。
聆讯厅内，甄子丹完成一席颇为激昂的理想主义发言后，警队里其他兄弟勇敢出来撑场，聆讯的上级也深受感动，从而宽宏大量又不乏精明地利用体制规则，给了他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重新成为“好警察”。
的确，两人的行为本质相同，都是情急之下的犯罪，但比起谢霆锋一行人在法庭上的翻盘无望，甄子丹的运气显然更好。
任达华饰演的长官对甄子丹网开一面
而谢霆锋的“一步错，步步错”，则暗示着一种更为深刻的现状：体制系统内腐败横行；法律在此情况下也缺乏厘清罪责的能力；用来“改过和再教育”的监狱，更像仇恨的培养皿。以至于让保护、信仰法律和社会公义的警察，采取私刑宣泄忿恨，让一个本可以成为社会栋梁的人在憎恨中变为反社会分子。
甄子丹这类“英雄”的形象与处境，如今也显得也更加暧昧难明。他所面对的“职场”就像影片开始就出现的酒席，是权钱媾和下具有腐蚀性的鸿门宴，并非交出两百块茶水费就能独善其身的地方。
甄子丹与谢霆锋作为“警察”的一体两面，一正一邪也好，在关键时刻一个向善，一个下坠也罢，面对出现腐败的系统，都难有立锥之地。不谈犯下杀人罪，在道德和法理上已无赦免权谢霆锋。甄子丹，作为破案如神的“模范警察”，“官衔”却高不过同龄且更善于妥协的谭耀文；人到中年，依然被吕良伟念叨职场之道。
尽管《怒火·重案》借用谢霆锋的复仇，自觉清理了体制内的腐败因素：让上级自白：“我是警队之耻”，让资本家忏悔。但影片关于“体制”和“人”的刻画，依然难免草率。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双雄对峙格局里，即甄子丹角色的单薄，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影片表达上的深度。
如影片开头就出现了关于甄子丹的闪回段落：在暴雨中，目睹谢霆锋一队的私刑的他不断倒退奔跑。这与他连年祭奠队友的行为一起，暗示出他对于谢霆锋一队人心怀歉疚，陷于法理与情义的挣扎中。
但从甄子丹的实际行动来看，面对谢霆锋一行人时，却没有“动摇的时刻”，仿佛从前的兄弟情义未曾存在。此刻，甄子丹作为好警察（体制栋梁）的理性和理念自律是完美的，但这也暗示了他作为“人”的残缺，以及体制运行过程中的残酷一面。
影片也借由甄子丹角色的处境，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公义的天平已然倾斜（环境已然败坏）时，站在中间（恪守原则），是否有用？
回看陈木胜的电影作品，《怒火·重案》刻画的“不合时宜的个人，与体制/命运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以贯之的话题。
《新警察故事》里，挑战成龙的，是深受老一辈压迫、侵害的“新人类”。《扫毒》里，被兄弟放弃的张家辉，和在关键时刻选择背叛的古天乐，一个是无名警探，一个是被反复压榨的卧底。与其说他们的行为出自对友情失望，不如说是被体制玩弄后的铤而走险。
《扫毒》里，三兄弟反目
无独有偶，近几年的香港警匪片，如《寒战》《扫毒》《拆弹专家》系列都将故事的触角伸向了警察系统内部，试图探测其中更为隐晦、压抑的矛盾。香港电影里的“警察故事”，从警匪对立讲到卧底的身份游戏，再讲到如今系统内部的分裂与复仇，情绪如何低落又浓重，也尽在不言中了。
仅用“陈木胜遗作”定义《怒火·重案》，是可惜的。这般从形式到情感都爆裂、张扬的硬派港片，虽有粗糙之处，但在高完成度之下也不乏佳章。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唱衰港片的声音，但《怒火·重案》依然能为我们带来惊喜。